例如，在咸宁市治超工作中，公路管理部门负责开展路面执法，道路运输管理部门负责货物源头监管，公安局负责维护治超工作秩序，交警部门负责拦车进站检查，城管部门负责街道巡查执法，工商部门负责非法改装车整顿，财政部门负责工作经费安排和罚没费用管理，等等。
（三）法理的意义分析 对法理进行意义分析，实质是要说明为什么要研究法理，回答法理在理论和实践中的意义，揭示法理的功能。在当代中国法学各领域中，法理意义上的学说（原理）很多。
[76] 条理有时候也与判例关联，判例之所以成为条理的载体之一，乃是因为判例往往体现司法机关对法律或法理的支配性见解，体现为司法领域的通说;判例与个案不同，它们具有规则性指向与普遍化倾向;判例作为法官在无法律明文及习惯法可资依循时创设的司法规范，具备充分的说理和论证，且判例的内容必须是原判决中具有重要性的理据。[14]参见李达：《法理学大纲》，法律出版社1984年版，第13~14页。法理作为既在法律（实在法）之中、又在法律（实在法）之外的精神要素，其意义和功能在于： 1.法理的解释和分析意义 法理的解释和分析意义首先体现在法律解释、法律评析上。近代以来，中国法治现代化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包括马克思主义在内的西学东渐，撬动了中国封建社会，推动了中国传统法治文明的现代化进程。法律政令者，吏民规矩绳墨也。
这里的惩罚犯罪、保护人民、国家安全、公共安全、社会秩序、正确行使刑事实体法等，就是制定刑事诉讼法的法理理由。正如朱苏力所指出的：一个民族的生活创造它的法制，而法学家创造的仅仅是关于法制的理论。俄、德、法三国联手干涉迫使日本吐出辽东半岛之举，打击了日本一举跻身于一等国家的雄心，令日本朝野分外愤懑。
为牵制日本在华势力的增长，1896年，俄国诱迫中国签订密约，在中国东北获取大量利权。因此康有为有充分的自信，君主制是世界上的主流政制。为防止法国大革命之类的共和革命再次发生，王朝国家的世袭统治者们建立了一个相互协调的机制，避免相互之间发生战争。在虚君共和话语策略屡屡遭遇挫败的情况下，康有为自己的共和话语也出现了某种程度的紊乱：有时候他继续以自己界定的实质标准来讨论共和，淡化有君无君的问题，将自己的君主立宪方案包装成共和。
第二是民权进化，革新政治——在此康有为的思考与康德《永久和平论》相似，即相信人民比君主更倾向于和平。然而，困难在于，如何证明一个宪制能够给一个特定的国家带来富强？在列国竞争的时代，一种明显不利于国家自存自强的宪制会直接带来国家的衰落，因而很容易显示出其弱点——比如1652～1791年间波兰贵族议会制实行的一票否决权(liberum veto，自由否决权)，导致议会经常限于瘫痪，国家无法作出必要的决策，波兰屡遭瓜分，也使世人看清其宪制存在的根本缺陷。
See Isabel V. Hull, The Entourage of Kaiser Wilhelm II,1888～1918，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4，1982， pp.33-40. [45]前注[39]，康有为文，第445页。乃至全国山水之秀绿亦第一[37]。【期刊名称】《清华法学》【期刊年份】 2017年 【期号】 3 进入专题： 维也纳体系 君主立宪 康有为 。[37]康有为：补德国游记，载前注[21]，姜义华、张荣华编校书(第八集)，第336页。
[50]这在康有为看来，亦类似于德国的联邦政府，只是公政府也要经过选举产生，不应通过帝王世袭的方式，在此意义上，公政府将超出德国所实行的二元君主立宪制。[56]前注[39]，康有为文，第448页。康有为敦促光绪皇帝，要以俄国大彼得之心为心法，以日本明治之政为政法，启动改革。[26]康有为：致李鸿章书，载前注[21]，姜义华、张荣华编校书(第五集)，第320页。
一直到其1927年去世，康有为一直呼吁以溥仪为帝，重建英式的君主立宪制。[9]参见〔美〕查尔斯•蒂利：《强制、资本和欧洲国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229页。
康有为将拿破仑与德皇威廉二世都作为私其国的代表。在19世纪的万国竞争中，一系列欧洲君主制国家在全球纵横捭阖，开疆拓土，并将自己打扮成为文明的代表。
杨深秀随即向光绪帝上奏：今日危局，非联合英、美、日本，别无图存之策……况值日本伊藤博文游历在都，其人曾为东赢名相，必深愿联结吾华，共求自保者也。我国学者朱苏力教授关于中国古代宪制的系列论文是近年来少有的关注内外关系的法学理论研究。康前往加拿大，展开海外保皇运动。1897年，德国出兵占领胶州湾，进一步导致了英国占领威海，俄国占领旅顺的结果。康有为的思维方式在立宪派中颇具典型性。具体展开，即为先自弭兵会倡之，次以联盟国缔之，继以公议会导之。
但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已经深刻地改变了国际体系，世袭君主国在国际体系中的主导地位，确实已经一去不复返了。[48]前注[38]，康有为文，第129页。
联邦参议院不仅在两院之中居于优势地位，其内部结构更是显示出了德国联邦制的实质。我们不能忘记，1915年的筹安会六君子中，严复与杨度都是对同时代的国际体系十分了解的知识分子，严复更是被晚清士林认定为西学先锋，甚至是西化派。
[30]这里的主张，已经不仅仅是一般的同盟关系，而是合邦。辛亥革命由革命派发动首义，但多数地方督抚和士绅其实都是立宪派，见清廷无法挽救，宣布本省独立，许多人摇身一变，就成为民国的官员，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对宪制的偏好必然会发生改变。
康有为充分认识到，强势君权是德国宪制的核心。[7]参见〔美〕伊曼纽尔•沃勒斯坦：《现代世界体系》(1～4卷)，郭方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189页。在康有为看来，同时代其他各国的宪制并不具备德国宪制所拥有的可推广性。而正在到来的国际体系，与19世纪的维也纳体系截然不同。
[65] 当然，康有为持这一立场，并不仅仅是出于对德国实力的估计。康有为念念不忘扶光绪复位，将义和团和后党作为自己的敌人，希望在自立军、东南督抚和八国联军之间建立一个政治联盟，以拯救光绪皇帝。
维也纳体系延伸到远东，其强度虽然有所弱化，但双边的磋商、多边的会议以及其他种种外交渠道，使得列强仍然可以时时交换对殖民地事务的看法，协调彼此的利益，减少直接冲突。在辛亥革命之后，重建德式的君主立宪制，已经不可能了。
康有为看到德意志第二帝国蒸蒸日上的态势，迅速将其走向富强的原因归结为宪制，而没有深入探究宪制与富强之间的相关性。而他凝视的眼光，最终投向了当时正在急剧上升的德意志第二帝国。
一旦能建立公议政院，不需百年时间，即可巩固联邦。梁顶住压力，在日本长住下来。从1898～1899年中、日、美、英同盟乃至合邦的主张，到1900年破解大国瓜分中国的协调关系的策略，康有为试图扮演一个类似于纵横家的角色，但其主张全部落空。对他们而言，即便是西化，也绝不意味着废除君主制。
[8]查尔斯•蒂利(Charles Tilly )[9]、西达•斯考切波(Theda Skocpol)[10]、迈克尔•曼(Michael Mann)[11]、托马斯•埃特曼(Thomas Ertman)[12]等历史社会学家，尽管有不同的理论取向，但都在不同程度上提及了地缘政治与国际秩序演变对于国内宪制的影响。但美国没有合并世袭君主国的经验，在扩张的过程中，也必将参考德国的经验，即通过公政府与底层民众的合谋，削弱中层的世袭君主的力量，直至将中层的世袭君主国变成普通的地方自治单位。
但威廉二世拥有巨大权力、却没有相应政治能力，其盲动导致了文武关系的紊乱。[51]考虑到康有为写作《大同书》时候，世界上大多数国家是君主制国家，德国以联邦合诸国的经验，就尤其具有普遍意义。
据乱世可以召集平等的国家联盟，康有为举出的例子如春秋时的晋楚弭兵，古希腊各国的联盟，19世纪的维也纳会议、俄法同盟、德、奥、意同盟，等等。[55]参见康有为：拟中华民国宪法草案，载《康有为全集》(第十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41页。
